在《正義天使》首映結束后，眾多媒體和影評人在第一時間撰寫了影評。在第二天上午MTC就解禁了12家權威媒體的評分。
MTC上的權威媒體就50多家，在電影節首映的第二天，MTC能夠解禁12家權威媒體，這還是比較少見的，顯而易見這些權威媒體影評人們在觀影之后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表達自己對這部電影的看法，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評論界對這部電影的關注。
這解禁的12家媒體，有七家給出了好評，有兩家給出了中評，有三家給出了差評，其中給出好評的七家媒體中兩家給出了100分的滿分。不過由于三家給出差評的媒體，評分都特別低，因此電影的平均分只有69.5分。
《洛杉磯時報》給了《正義天使》滿分，稱電影是“真正的經典之作”；《紐約時報》的影評人稱“《正義天使》可以問鼎有史以來最好的電影，充滿了人性的溫度”；《綜藝》更是給出了“比拯救大兵雷恩更人道，比《辛德勒名單》更絕望”的超高評價。
《好萊塢報道者》的影評人麥克海爾只給了《正義天使》20分，理由是：“張先生采用了一維的，充滿愛國之心的方法揭露日軍對南京的入侵和占領并非毫無理由和不合時宜。近來一些中國電影顯示出更加感性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對侵華日軍的妖魔化。《正義天使》與幾部同類經典影片相比，顯得非常極端。在對人性的刻畫上，甚至遠遜與陸釧的《南京南京》，對張然這樣優秀的導演來說，這無疑是一部非常失敗的電影。”
《村聲》的影評人提姆格里森同樣只給了《正義天使》20分：“毫無疑問，張然導演的《正義天使》是部帶有宣傳企圖的電影，片中的中國人和傳教士全部英雄偉岸，東瀛入侵者全部卑劣可鄙。我們從前看過這類戰爭片，但難道觀眾仍未超越非黑即白的刻板道德？”
《帝國》雜志更是打出了10分的超低分：“如果華納兄弟娛樂公司在1942年導演《正義天使》片這樣一部電影，也許可以成為一部有效的反日宣傳片，而且博得好效益。但在今天，《正義天使》如此拍不過是低級噱頭。”
張婧初看到幾個差評后特別憤怒，因為這個幾個差評都不是從電影本身進行批判，而是給《正義天使》扣上了政治宣傳片的帽子。不過張婧初也沒有太多時間生氣，因為上午有《正義天使》的新聞發布會。
參加這場新聞發表會的，依然是張然和電影的三位主演，張婧初、艾米亞當斯、圖爾克；發布會現場擁進看了將近400家媒體，將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和張然聊聊這部電影。
在談到電影拍攝過程的時候，三位主演眾口一辭地表示：“我們私下都說，張然就是地獄的領路使者，帶著我們一起進入那場地獄的歷史，最后我們都在煉獄中蛻變了。”
在自由提問時間，記者將絕大多數問題都拋向了張然，然后是艾米亞當斯和張婧初，最后才是圖爾克。不過三位演員并沒有覺得自己被冷落，都興致勃勃地張然回答記者的問題。
有記者問道：“我是來自路透社的記者，我想請問張導，《正義天使》中的一個情節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中都出現過，就是東瀛人挑選妓女，但三部電影的描述都不同，《南京南京》是主動站出來的，《金陵十三釵》是為了替女學生，而《正義天使》中是被硬抓走的，那么哪個是真實的？”
張然微微一怔，隨即開口道：“這件事發生在12月24號，《魏特琳日記》、《程瑞芳日記》和《拉貝日記》都有記載。《魏特琳日記》、《程瑞芳日記》的描述是他們同意東瀛士兵挑人，但并沒有詳細說東瀛士兵是怎么挑選的。《拉貝日記》的記載是女難民主動站出來。不過事情發生的時候，拉貝并不在現場，他是聽別人說的，他記錄的時間是12月26號。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26冊中，張連紅教授在采訪一位叫屈慎行的幸存者也講到了這件事。屈慎行當時13歲，事發時就在金女大門口，她的描述是那些被抓走的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在卡車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最后這些婦女被強行帶走了。我認為屈慎行老人描述的狀況最接近真實，可能有少部分人同意去，但大部分人是東瀛兵強行抓走的！”
又一個記者站了起來：“張然導演，我是你的粉絲。我看完《正義天使》感覺，這部電影是對《未來啟示錄》主題的延續，《未來啟示錄》是在講歷史的輪回，而是在什么對歷史真相的扭曲和維護。我這么理解，對嗎？”
張然笑著道：“確實如此，這就是我想說的。這部電影真正想講的就是對真相的扭曲和維護，講這兩者之間的斗爭。其實這個問題從古到今都存在，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有些是被扭曲了的，有些則是真實的。即使到了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其實這部電影有個特別奇妙的地方，南京大屠殺是發生在1937年；而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正式出版的時間是1997年，距離南京大屠殺恰好60年。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六十年是一個輪回。”
在場的記者都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現在聽張然這么一說，只覺眼前一亮。從南京大屠殺開始，東瀛就在試圖掩蓋和扭曲歷史，而他們幾乎就要成功了，南京大屠殺在西方幾乎被遺忘了。改變這一格局的是張純如寫的《南京大屠殺》這本書，而是這本書出版時間距離南京大屠殺正好六十年。六十年一輪回，這讓整個故事具有了一種輪回和宿命感。
有記者問道：“我是來自《洛杉磯時報》的記者，首先感謝張導給我們送來如此動人的影片。我想請問，你拍這個電影，有使命感嗎？”
張然十分肯定的回答：“當然有，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這本書的時候說過，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我拍這部電影的也是同樣的想法，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一切。
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東瀛右翼在否定南京大屠殺，現在東瀛右翼還是在否定南京大屠殺。更可怕的是在中國的網絡上，也有這樣的聲音，甚至有人編造出各種謠言替日軍開脫。比如有個謠言在中國的網絡上廣為流傳，日軍進攻南京時，日軍部隊中40都是朝鮮人，很多暴行都是朝鮮士兵干的。事實上，朝鮮人進入日軍預備役是1938年，正式參戰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后了，出現在1937年的南京城是不可能的。最后連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朱成山館長都親自寫文辟謠，這個謠言還是在流傳。試圖改變或者扭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現象依然存在，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拍這樣一部電影。”
就在這時，一個長著一張大餅臉，一看就是韓國人的男子站了起來，大聲道：“南京大屠殺朝鮮人是主力的謠言肯定是東瀛人散布的，他們是想給東瀛人的暴行洗地，同時還把南京大屠殺的黑鍋給我們韓國人背，起到挑撥中韓關系的目的。”
現場記者頓時小聲議論起來，朝鮮士兵參與南京大屠殺的謠言他們大多是第一次聽說，不過從《正義天使》透露的信息來看，東瀛右翼一直想要掩蓋或者扭曲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如果這樣，那么朝鮮士兵參與南京大屠殺的謠言還真有可能是東瀛人暗中散布的。
張然沒有對韓國記者的話做任何評價，對謠言是怎么來的，他并沒有調查過。不過他倒是覺得韓國記者看法完全是有可能的，畢竟東瀛外務省每年的經費不是白花的。
這時一個東瀛記者站了起來：“你好，張導！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北美媒體對《正義天使》的評價。很多影評人都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和傳教士都是好人，而東瀛士兵全部卑劣可鄙。對電影里東瀛軍人的形象，你是怎么考慮定位的？”
張然直接道：“我的觀點很明確，1937年南京城的東瀛士兵沒有一個是無辜的，要么是兇手，要么是幫兇。也許在1937年的南京城中存在內心存在善念的士兵，但至少在《魏特琳日記》和《拉貝日記》中沒有記載。我這部電影南京大屠殺部分是從從魏特琳和拉貝的視角來敘述的，既然魏特琳和拉貝都沒有記載，我肯定不能編一個善良的士兵出來。”
那個東瀛記者繼續道：“我曾經采訪過陸釧導演，他在談到角川那個角色時，他說角色的原型源自于《魏特琳日記》，里面記錄了魏特林女士曾經見到的一位上過教會學校的日本兵，他厭惡戰爭并想要幫助中國人，而你說《魏特琳日記》不存在善良的東瀛士兵，那請問你們兩個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張然看著那個東瀛記者，露出嘲諷似的微笑：“我肯定你沒看過《魏特琳日記》，陸釧看得也不仔細。有個東瀛兵到金女大拜訪，他是教會學校的學生。在跟魏特琳聊的時候，他表示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兩國彼此不理解，并且認為戰爭是個錯誤。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而是在南京大屠殺幾個月之后，更重要的是，這跟善良有一毛錢的關系嗎？就因為他說戰爭是個錯誤，所以他就是善良的了？假設希特勒在臨死之前說，戰爭是個錯誤，早知道不打仗了，難道我們就能認為他是善良的嗎？”
整個發布會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大部分媒體的提問都比較友好，但也有部分媒體的問題是帶刺的。不過張然已經在娛樂圈摸爬滾打了十多年，應對這些問題并沒有什么難度。總之，發布會在相對和諧的氣氛中結束了。
張然和張婧初并沒有在紐約多作停留，下午便直飛洛杉磯，為沖奧作最后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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