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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在第一時間以“張然炮轟影評界”為題，對張然的反擊進行了煽動性地報道，企圖將戰火引向整個評論界；而他們似乎真的成功了。
張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評《正義天使》的影評人，也“激怒”了很多還沒有看《正義天使》的影評人，他們紛紛跳出，加入討伐張然的隊伍，罵戰進一步升級。
《每日快報》影評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驢技窮的張然除了謾罵影評人，已經找不到辦法挽回電影的爛口碑了”；《波士頓先驅報》的影評人詹姆斯弗尼耶爾嘲諷“張然是個需要母親表揚而長不大的孩子，可影評人不是他的母親”；《東灣快報》的凱莉萬斯則斥責張然炒作“《正義天使》口碑慘淡，為了拯救即將墜落的票房，張然只能瘋狂炒作！”……
影評人和導演掐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個導演和某個影評人之間掐，像這樣的大規模罵戰已經好多年沒有發生過了。不管媒體，還是電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觀眾都懷著期待的心情關注著事情的后續發展。
就在這時，張然的鐵桿支持者大衛波德維爾站出來了。波德維爾在《綜藝》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謝利克雷澤發表在《帝國》上攻擊《正義天使》的文章進行猛烈的抨擊。
波德維爾在公開信里寫道：“謝利克雷澤在《帝國》上刊登的對張然《正義天使》的攻擊是我看到的誤讀最嚴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這樣的誤讀還是有人說三池崇史的《拜訪者Q》是對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鑒于日本右翼現在正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張然的電影在東瀛上映，并計劃對電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區的上映計劃起到沖擊；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觀點。我并不想糾纏于謝利錯誤的邏輯以及陳詞濫調，我只想將《正義天使》從他自說自話的誤讀、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來。
謝利提到了之前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但沒有指出《正義天使》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島芳子》中關于南京的充滿諷喻的鏡頭之外，我所看過的其他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淚，在受害者的身份中無法自拔——應有盡有。《正義天使》跳出了這些電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殺電影都走得更遠。張然在電影中表現的不是大屠殺本身，不是大屠殺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戰等已經說過無數次的主題，他要表現的是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但這并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戰。
謝利聲稱《正義天使》結合了“斯皮爾伯格式的戰爭崇拜”以及“中國烈士電影傳統”。《正義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爾伯格，以及中國電影中的傳統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有意或者無意中維護了歷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殺發生在1937年，而張純如出版《南京大屠殺》這本書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國代表著一個輪回，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在這六十年中，東瀛政府一直試圖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他們幾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之際，張純如通過自己的書粉碎了這一圖謀。張純如說，遺忘歷史，就相當于二次大屠殺，對歷史的屠殺。《正義天使》真正講的就是，張純如他們通過努力避免了歷史重現，阻止了東瀛人對歷史的屠殺。張然曾經說過，中國人的信仰是歷史。這才是張然拍這部電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謂的政治宣傳。
謝利指控《正義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軟性政治宣傳片，用某種方式宣傳黨內某個派別的態度或政策。如果真是這樣，張然怎么可能用十多年的時間來打磨劇本？請問《正義天使》與不論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證據在哪里？既然指責《正義天使》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我覺得謝利應該告訴我們證據是什么。
謝利認為《正義天使》擁有使用當代電影技術，以及制造流暢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這些特質，因為電影不像泰倫斯馬利克的《細細的紅線》那樣有著反躬自省的素質。他說《正義天使》是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用象征性的救贖把南京大屠殺強行塑造為中國版的猶太種族屠殺。謝利沒有明確地說，但他似乎認為“斯皮爾伯格”和“好萊塢”是近義詞，而張然的錯在于跟隨了斯皮爾伯格的腳步將觀眾震撼得完全處于被動狀態、從而把意識形態當作歷史。我不想要在這點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須說這是屁話。這充分表明謝利不了解電影史，以及對電影語言的無知。
事實上，《正義天使》避免了自命不凡的說教，而且結構是流動的，焦點間歇地在在三個主角，以及兩個時空之間轉移、同時又不斷地回到全局，讓這部影片完全不同于任何好萊塢影片。《正義天使》有技巧地展示了一系列得與失，而且自始至終試圖給予角色心理深度。電影整體風格冷峻內斂，帶有強烈的紀錄片風格，讓人想起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時期的電影；而影片中重復的、有節奏的蒙太奇呈現冷漠的圍觀者的面孔，讓人想起20年代蘇聯的蒙太奇實驗而不是任何美國電影，哪怕是支持共產主義者的電影如劉易斯邁爾斯通的《北方之星》。給謝利留個功課：看一下唐希格爾的《突擊魔鬼嶺》以及對塞繆爾富勒的《鐵血軍營》的導演剪輯版，然后再來談論好萊塢怎么重現戰爭。
謝利既不懂電影史，也不懂電影技巧，更不懂張然，他對《正義天使》的攻擊完全是建立在主觀臆測之上的。在攻擊張然電影時，謝利恰好犯了自己所批判的錯誤，充滿了政治意識，就像張然說的，那不是影評，更像政治評論。我的觀點是，面對這些影評人愚蠢和不誠實的攻擊，《正義天使》應該被維護。”
張然在《影評人的七宗罪》里就指出影評人不懂電影，也不懂電影語言；波德維爾這篇文章進一步證明了張純如的觀點，謝利克雷澤既不了解電影史，也不懂電影語言，對《正義天使》的批判完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從電影本身出發。
波德維爾是電影理論方面的專家，他對電影的理解，所掌握的電影知識和理論不是謝利克雷澤能夠比擬的；對波德維爾的抨擊謝利克雷澤根本無法招架。
謝利克雷澤和其他影評人都清楚這一點，都假裝沒看見波德維爾的文章，繼續對張然發動猛擊，繼續抨擊《正義天使》是爛片。
不過張然很快再次開火了，在Fly發表了一篇名為《揭開政治影評人畫皮》的文章，并標明歡迎媒體轉載。張然在文中寫道：“波德維爾說得很對，謝利克雷澤他們說《正義天使》是政治宣傳片，應該拿出證據來；同樣的，我說謝利克雷澤他們的評論是政治評論，也必須拿出證據來。
我當然有證據，因為謝利克雷澤他們的影評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只要是展現日軍在二戰中暴行的電影，就會被他們扣上政治宣傳片，以及反日之類的帽子；但同類型展現德國**暴行的電影就不會如此，他們甚至會為電影拍手叫好。這種傾向性太明顯，我不得不認為他們的影評是政治評論，因為我沒有證據說他們收了東瀛人的錢。
我從眾多的二戰電影中選了十部電影，其中包括四部展現日軍暴行的電影《正義天使》、《南京南京》、《堅不可摧》，以及《金陵十三釵》，三部表現美軍與日軍交戰，但不涉及日軍暴行的電影《細細的紅線》、《父輩的旗幟》、以及《血戰鋼鋸嶺》；三部涉及德軍和德國**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以及《無恥混蛋》；讓我們來看看，謝利克雷澤他們對待這些電影的不同態度。”
在文章后面列了一張表，對以《正義天使》為首的十部影片和以謝利克雷澤為首的五位影評人進行對比分析。通過這些列出的數據，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謝利克雷澤他們跟張然說的一樣，對電影的評價帶有明顯的偏向性。
就拿謝利克雷澤來說，他給《正義天使》、《南京南京》、《堅不可摧》，以及《金陵十三釵》四部電影全部打了差評，而他電影差評的理由幾乎如出一轍，說電影丑化日軍，沒有超越超越非黑即白的刻板道德。《正義天使》《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在謝利克雷澤的評論中都是反日電影，是政治宣傳片。《堅不可摧》是美國電影，謝利克雷澤不可能說它是政治宣傳片，但他還是強調電影“可能會刺激中國的反日情緒”。
與之相反，謝利克雷澤對《細細的紅線》、《父輩的旗幟》、以及《血戰鋼鋸嶺》這三部電影全部打了好評，實際上，這三部電影中東瀛兵同樣沒有好人，尤其是《血戰鋼鋸嶺》，電影里的東瀛兵簡直跟悍不畏死的獸人似的，但他卻沒有批評電影丑化日軍。《辛德勒的名單》等電影中德國兵同樣沒有好人，謝利克雷澤也說這些電影丑化德軍。
其他四位影評人的情況與謝利克雷澤如出一轍，都給以《正義天使》為首的四部電影扣上了政治帽子，說電影妖魔化日軍；而其他電影中有些對日軍和德軍的刻畫更極端，但由于沒有展現日軍的暴行，四位影評人就沒提這個問題。
張然粉絲和支持者看完文章后都拍手稱快，媒體則一片嘩然，很多對影評人早就不爽的電影人則歡欣鼓舞，他們都相信謝利克雷澤他們完蛋了！
不過真正判謝利克雷澤等影評人死刑的不是張然的文章，而是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在這篇報道披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長期以來，東瀛駐美國大使館向部分影評人提供資金，以幫助東瀛在維護在影視作品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