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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皇帝又是正面地詢問，不管是張溥，還是吳昌時，都不由得連忙謙虛，同時自然也暗示，事實確實是這樣的！
崇禎皇帝聽了，似乎更為高興，就又夸起他們兩個，說他們兩個真是百官之楷模。有他們這樣的官員給太子授課，他也是放心了。
反正說了一堆，講得都是張溥、吳昌時他們平時刻意經營出來的那些名聲，這正撓中了他們的癢處，更何況，說話的還是當今皇帝。加上他們原本的擔憂，那是一點都沒有發現，皇帝壓根就沒提他們有結黨之嫌，或者操縱科舉之事，因此，張溥和吳昌時都興奮了起來，慢慢地，也少了拘謹，話也多了起來。
“陛下，臣自幼苦讀圣賢之書，就想著有朝一日為國分憂，為民造福，此乃吾輩讀書人該做之事，實屬平常也！”張溥的臉上露出一本正經的神態，向崇禎皇帝奏道。
吳昌時沒想自己心中的腹稿被張溥搶了先，不由得有點郁悶。其實，他心中已經不爽張溥久矣！
說起來，他當年和張溥、張采等人一起組建了復社，是最初十一人之一；可是，世人卻只知道張溥、張采，他吳昌時的名聲，卻遠沒有張溥、張采響亮。最讓他不滿的是，復社大權，就操縱在張溥手中，更是讓他憤憤不平。
如今御前奏對，皇上夸耀，竟然又被張溥占了先，心中積蓄的不滿就更多了。
當然了，他也知道場合，這是在御前，為了顯出他博大胸懷，當然不能去針對張溥說什么。因此，他也趕緊向崇禎皇帝奏道：“微臣年幼之時便有立志，忠君報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所不惜！”
崇禎皇帝聽到他們的這些話，好像很感慨地說道：“要是多一些像卿等這樣的官員，大明也不至于形勢如此嚴峻！”
聽到這話，這一次，吳昌時搶先一步開口問道：“陛下殲滅了河套韃虜，圍剿了所有流賊。托陛下之功，形勢已是一片大好！”
言外之意，皇上，你謙虛了，這可都是你的功勞！這也算是一個馬屁，送了出去。
這一次，張溥自持身份，倒沒有多說，只是附和了一聲。
崇禎皇帝聽了，卻是收了笑容，搖頭嘆息，而后，把御案上的一疊奏章讓藍天保轉給他們兩人，同時帶著一點發愁說道：“朕可不是說說而已，卿等兩人可以先看看，各地災情嚴重，都等著朝廷賑災呢！”
說完之后，看到張溥和吳昌時在看奏章了，他就又說道：“朕雖然剿滅了流賊，可禍根未去的話，他日定然又會有新的流賊。以卿等才識，該是知道朕所指禍根是什么吧？”
他們兩人，在看奏章的同時，自然也是關注崇禎皇帝動靜的。因此，在崇禎皇帝一說完，張溥和吳昌時幾乎同時奏對道：“饑荒！”
“是啊，饑荒！”崇禎皇帝點點頭，面帶一點愁容道，“南澇北旱，全都需要賑災，可是，朝廷卻又拿不出那么多錢糧賑災！有的時候，朕倒是想著……”
說到這里，他看了底下兩人一眼，語氣似乎嚴厲了一點道：“莫若再找些富戶抄家算了，如此一來，朝廷有錢，也就能賑災了！”
一聽這話，張溥和吳昌時兩人頓時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奏道：“陛下，萬萬不可！”
說完之后，兩人彼此看看，又不約而同地閉嘴不言了。
崇禎皇帝一見，便立刻問道：“之前謀逆大案所抄錢糧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可各地的災情，卿等二人應該也都看過了，這錢糧從哪里來？”
他如果是問各地災情該怎么處理？那這兩人肯定會說免稅。可是，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因此，他就直接說賑災錢糧從哪里來了？
吳昌時和張溥兩人中，相對來說，張溥要城府深一點，因此，聽到皇帝這個問題，他便想回答說，這個事情，朝堂諸公自有論斷。
但是他邊上的吳昌時，卻想也不想，就立刻奏道：“陛下，朝廷自有法度，收了賦稅，或者再多加派一些賦稅，自然就有錢糧賑災了。”
這個吳昌時，還真是上道，崇禎皇帝心中想著，便接口說道：“此事說起來容易，當真要做得話，就難了啊！兩位愛卿，可愿為朕分憂，為百姓解困？”
之前他就猛夸了他們兩人一頓，他們兩人也都有回應。最為關鍵的是，這是在御前，皇帝問他們愿不愿意為君分憂，又有哪個臣子敢說不想為君分憂的？
因此，他們兩人不管心中怎么想的，都回應了。同時，他們也感覺到，這恐怕才是皇帝傳召他們兩人的真正目的。
對此，他們其實并不抗拒。給皇帝辦事，而且這種事情原本還是朝堂諸公所辦之事，這就說明，皇帝重視他們兩人，搞不好，都能因此升官。
在此之前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見到崇禎皇帝提拔了好些個舉人成了封疆大吏，甚至還有宋應星之流，之事寫了區區一本雜學書，皇上就特意給他新設了衙門。要說他們對這個情況無動于衷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們兩人還是進士出身，如今只是在熬資歷而已。最好的差事，是給太子授課。如果將來有朝一日，太子登基為帝的話，他們肯定能獲重用。可關鍵問題是，太子還年幼，皇上又如此年輕，想等太子登基為帝的那天，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馬月去！
因此，如今皇帝好像要給機會，他們兩人還是有點期待的。覺得自己要辦好的話，肯定能升官了。
崇禎皇帝見到他們兩人都表態了，便又讓貼身內侍藍天保拿了御案上另外幾份奏章，給他們兩人看。
張溥和吳昌時心中有點疑惑，不知道這又是什么奏章？等他們打開，稍微一瀏覽之時，兩人的臉色，頓時就變了，似乎是有點嚇到了。
原來，這幾份奏章上所寫得內容，都是各縣歷年來的賦稅拖欠，以及各地官吏的交稅登記。
他們兩人為什么看了之后會害怕，是因為他們猜出了崇禎皇帝想讓他們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賦稅的情況，已經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話，地方官毫不手軟，很可能會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記載，山東、陜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繳稅而自盡的事情。
但這些其實只是拖欠賦稅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賦稅的，其實是富戶來的。他們有錢，會捐納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體罰和拘捕。對于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報，而上報其實也解決不了問題。而且要是地方官上報太多的話，就會顯得很無能，這又迫使地方官不會太多往上報。這么一來，富戶才是拖欠賦稅的主力軍。
這些拖欠賦稅的富戶，其實是很狡猾的。第一，他們有勢力，第二，他們也不會真得一分錢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賴，一年一年的賴，賴個幾年，朝廷看到這種累積起來的欠稅，會成為最新稅賦征收中的難點，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賦稅。
另外，按照慣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慶的時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稅的。只要賴到這種時候，拖欠的賦稅也往往能賴掉。
這種種事情，其實都是惡性循環，鼓勵了那些拖欠賦稅的行為，至于正常交稅的，他們一看可以賴掉，而正常交稅也沒有好處，自然也會有樣學樣了。
因此，崇禎皇帝給他們看得這份奏章中，拖欠賦稅的數目，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的。
另外一類奏章，則是有關官吏交稅的記錄。
在大明朝，官吏從來就不是全額免稅的。不是說，只要中舉，那就再也不用繳納賦稅，不用服勞役了。
大明律有規定，官紳確實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這一點，從明初就開始有了。
在明初規定，京官之家除稅糧及里甲正役之外，優免一應雜泛差役，外官按品遞減。后來，在這些官紳的不斷努力之下，這個規定又改為按照品級限額來優免丁、糧或者丁田。
比如說，在正德年間的規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免田三頃，七品以上免田二頃，九品以上免田一頃，外官遞減。
這個規定，在北方其實還不算什么，換成南方土地產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紳還不滿意，繼續努力，等到嘉靖年間，又幾次說動皇帝修改這個優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時候，變成了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
等到萬歷年間時，又改了，由“論品免糧”改為“論品免田”。優免內容由糧、丁又改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這個來回變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員勢力的此長彼消所帶來的變化，因為免糧和免田對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別的。
萬歷十四年的規定，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二品八千畝，以下遞減，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畝；外官減半。沒有當官的舉人免田一千二百畝，貢生免田四百畝，監生和生員免田八十畝；那些告老還鄉的官紳則按其品級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見，大明朝兩百多年間，官紳一直為自己的特權而努力。
就拿萬歷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優免田額就增長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優免田額增長了二十七倍之多；而萬歷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時候，甲科京外官優免田額就又各增長了十倍，告老還鄉的官員優免田額增長了六倍；
按理來說，官紳優免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總該知足了吧？
可事實是，雖然律法規定官紳線面已經相當豐厚，可士大夫從者什一，違者什九；大部分官紳，那是能優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優免掉。
有這種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輔徐階。他儼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頭；可是，他實際上就是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濫用優免之權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調停得宜”，意思無外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此可見，其實還是屁股決定一切。
萬歷年間，南直隸巡按甘士價提出要對官紳優免核查限額，人后禮部尚書陸樹聲就立刻強烈反對，還睜眼說瞎話，說什么“往往田多則累重，亦不必為限制也”。這種話都說得出口，由此可見，為了能全額優免，那是什么臉面都不要了。
事實上，到萬歷年間，土地兼并嚴重，而官紳又想全免，收不上賦稅，全都壓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間動蕩，已經到了必須要整頓官紳優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頓的話，就如同歷史上一般，大明朝破產玩完。
因此，就有官員提出了官紳優免要嚴格按照律法來，這其中，甘士價是一個；雖然他被反對了，因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還好，只是被噴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沒那么好運了。
萬歷二十九年的時候，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令朱國楨看到官紳免役，安坐自如，鄉民應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紳除優免田之外，必須要服役。百姓對此非常歡迎，甚至大書“均田便民”四個大字，貼得到處都是，以此來表達擁護之意。
但是，最后的結果是，那些官紳世家聯合起來，糾結家丁仆從千余人，直接闖進官衙，要捉拿朱國楨，還燒了朱宅。
還有歷史上有名的申時行，錢龍錫等人，也都用各種理由反對優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規定，官紳去世之后，可以繼續優免三年；但是，現實是三年之后，還往往一直優免，這吃進去的好處，讓他們吐出來，不要太難。
由此種種，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積累，等到崇禎朝的時候，就只是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這奏章所寫得內容，就嚇到了張溥和吳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