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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對陳康杰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他完全的大學畢業了，而他的畢業，幾乎不為外界所知。
從一九九七年進校，到二零零五年畢業，陳康杰在工商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同時還拿到了兩個碩士學位和兩個博士學位。
陳康杰的博士學位并不是靠關系得來的，即便按照他的貢獻和影響力，他可以那樣做，但是他沒有。他是真正的有重要性的論文完成，而且，他的論文思路是開創性的。
例如他的政治學博士論文寫的就是《另一種政治道路的選擇》。
在他的這一片論文中，他首先詳細的描述了西方的政治體制以及他們目前在全世界的推廣與宣揚，同時，陳康杰也回應了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一個謬誤。
弗朗西斯福山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全世界社會發展的終結點，換言之，全世界只有一種政治選擇，就是擁抱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
而陳康杰在論文中完全開辟了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全世界最少還應該有一種選擇，甚至多種選擇。
而陳康杰還在論文中引入了哲學的觀點。就是有沒有選項和怎么選擇的問題。
沒有選項選項和唯一的選項不符合哲學的辯證思維，而西方恰恰就是要營造那種全世界只有一種選項的氛圍。對于這一點很多人拿出的最有利的證據就是蘇聯的垮塌以及全世界目前最富裕最文明的國家都是他們那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體系。
然而陳康杰覺得這樣的論據是薄弱的，甚至說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的現實就否定未來的變化和可能。我們不能因為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就認為他永遠都是首富，不能因為這個首富是在軟件行業產生就覺得以后取代他的也只能在軟件行業產生。這樣的邏輯行不通。
而且陳康杰反推，美國建國的時候，中華國還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那美國那時候為何不選擇封建制度呢。就算是美國承襲英國，他為何不走君主立憲呢？他為什么要適度的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出來呢？
陳康杰還有一個論據，那就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采取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政體，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南美，東南亞，乃至于解體之后的中亞并沒有取得他們歐美那樣的繁榮程度呢？
那這里面就要從文化，從宗教，從歷史，從地緣政治等角度去分析了。
陳康杰自己也搬出了另外支持自己論點的有力證據，就是從歐洲到日本，包括再到美國，其經濟的增長是越來越乏力，反而是中華國等新興國家經濟增速越來越快。
影響經濟增長的原因很多，可是陳康杰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歐美經濟疲軟的政治原因。就是他們所謂強力推廣的民主制度。在選舉競爭中，不管誰在臺上，臺下的在野黨都會為反對而反對。在野黨的最大訴求就是反對，只有通過反對才能彰顯自己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
這種漸漸失去理性的反對競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效率，一定程度上也會和集權國家一樣將民眾的理性判斷給搞混，雖然手段不同，可是結果是趨近的，殊途同歸而已。
當政的那個政黨也許提出來的政策是正確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可是在野黨還是會反對，也總能找到理由反對，這就會給社會帶來麻煩。
而且，這種民主制度漸漸的會產生一個極大的弊端，那就是社會會被撕裂成不同的群體，因為每個政黨都會有自己的那一群支持者，那一個不團結的國家或者社會，實際上對發展是會產生傷害的，即便那種傷害不會明顯，可是他卻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
而且陳康杰還下了一個斷言，就是選舉靠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為了選舉，候選人創造出的話題都是能夠提升選民激情的感性話題。甚至通過這種方式還會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那種認為民主制度能夠有自我糾錯功能的觀點也是有很大瑕疵和討論空間的。
例如希特勒，他也是靠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而希特勒創造的那些選舉口號和選舉政策實際上并不理性，也并不符合德國人的根本利益，但是他卻能通過民粹主義調動人民的激情，讓大家跟著他走上一條不歸路。
有一點陳康杰沒有說，就是他曾經到澳洲去幫助勞倫斯選舉站臺，曾經到加州去幫助斯瓦辛格選舉站臺。那些選民受到陳康杰的影響是理性的嗎？根本就不是。
陳康杰不是澳洲人，不是加州人，他也并沒有就兩位候選人的選舉政見進行客觀的闡述與分析。可是那些選民就是被他影響了，就因為他們喜歡陳康杰，這種喜歡讓他們覺得陳康杰的建議應該是對的。
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比較荒謬的。
甚至陳康杰還做了一個假設，就是如果媒體被收買之后，通過不斷的釋放一些假消息和操作，一個很優秀的領導者就有可能被選舉所毀掉。而這個語言，數年之后，居然在美國得到了驗證。
陳康杰還分析了西方所推崇的一個民主核心價值投票。為了給這種方式冠上高尚的價值，他們還發明了一個詞叫“人民自決”，這就引申出了公投的概念。
陳康杰卻分析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民主本身是希望透過投票的方式選出比自己能有能力的精英來管理國家服務社會，推動經濟發展和提出有利于社會的政策法規。這里的一個前提就是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都不能是管理高手和戰略大師，不可能每個老百姓都會是政治精英，所以他們通過投票的方式選擇比自己更適合的人來。
但是公投恰恰又是違反這個民主邏輯思維的。
一個政治人物會拿出一些議題來讓全民公投，例如要不要加稅，例如一個地區要不要脫離單獨建國，甚至要不要反對移民也會成為一個公投的議題。
那問題來了，如果選出來的精英都拿不定主意，都不知道哪一個選項更好，普通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呢？那老百姓就只能通過自己的感性認識來做選擇，而那種選擇極有可能又會是錯誤的。
很可笑，老百姓選出了你，你卻把難題又丟回來給老百姓，那真不知道選你出來的意義何在。
而這種例子，以后會越來越多。
綜合這些因素，陳康杰就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中華國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是一個可以帶給全人類的選項之一。只有有了備選答案，人們才能夠從對比中覺得哪一種更好，甚至于經過對比，覺得兩者都還存在著缺陷，從而又新創出另一種社會制度來也不一定。
陳康杰并不是因為他是黨員就要為我們的社會制度進行背書或者吹噓，他實際上是真的這樣認為，這是他走過全世界很多國家以及學習了很多理論知識之后反思的結果。
陳康杰通過對近二十多年國家的發展做了一個總結提煉，他就覺得我們是在創造另外的一種標準，但是這樣的標準我們并不打算推廣，因為各個國家的特色并不同。怎么樣選擇，由別人自己決定。
當然，陳康杰也回答了為什么很多南美洲或者非洲的民主國家并不富強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被強加社會制度的過程中受到了誤導。
西方人往往會給全世界推薦民主法治，就是要先發展民主，再來建設法治。
然而陳康杰卻認為，沒有法治的社會是發展不出真正民主的。
歐洲，美國，尤其是日本，恰恰走的是先法治后民主的道路。例如日本明治維新，那時候的日本有多少民主？沒有，但是，通過法治的建立，他們變成了亞洲強國，乃至于世界強國。
因此在陳康杰看來，法治比民主重要，所以他建議，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法制民主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別忘了，陳康杰除了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他還是一位法學博士，他將這兩個專業結合起來去做研究，一點也不奇怪。
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內去循序漸進的尋找自己的民主道路，那也許才是適合自己的，也才是有中華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只要沿著這條道路往前走，我們就可以尋找到一條不一樣的選擇和道路，從而也為全世界貢獻出我們特別的智慧。
陳康杰的這篇論文對老百姓沒有多大的影響，但是，對國家高層影響卻很大。很多大佬都認真的研讀和分析他的想法和觀點。
因為這篇論文不僅可以為我們的現狀尋找到另一個角度的合理解釋，更重要的是，他一定程度上也為我們未來的發展道路做了開創性的設計。而在后面很長的一個時期，這篇論文也的的確確的影響到了我們的改革方向。
陳康杰的這篇論文并沒有用他的真名發表，而且，他也僅僅是發表在大學學報上。好多年以后，很多人才知道，陳康杰早就做出了國家發展的合理分析，而且，中華國以自己的特別方式復興之后，也的的確確給一些國家提供了另一條政治道路的學習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