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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里是很奇怪的，或者是因為懼怕或者是因為羨慕，所以很多的人在生前的時候潦倒落魄，但是等到他們身死之后，他們生前的作為才被人們推上了神座，這樣的理智有很多，國外的哥白尼、伽利略、馬可波羅、狄金森……而國內這樣的人更是不少，曹雪芹、蒲松齡、陶淵明……
他們都是生前潦倒，但是身死之后他們的作品才漸漸的被人接受，然后一代一代的傳承了下來。這樣的事情太多，所以在后世的時候也有人覺得張果榮一直在觀眾心中不朽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但是事情并不是這個原因。
肖易還記得，在張離去的數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艱險背景下，包括媒體、藝術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在內的香江文化界乃至學界，對張果榮先生的尊重、對張的辭世這一事件的重視程度及其嚴肅態度，給他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樣的一個人，如果不是在生前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身死之后的短短時間之內根本不會有這么大的影響。
但是在大陸的文化圈中，卻分明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一種局促與尷尬。
因著電影《霸王別姬》的緣分，張果榮進入大陸的文化圈，以此開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我們從眾多的回憶文字中獲取了這樣的信息，這些文字承載著書寫者們的一往情深。這是心與心的交流，這是對張果榮的品質的回饋。
但同時，或許不那么有趣的是，我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重音‘，一種‘難言之隱‘。眾多的文字既充滿敬意，卻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
‘人都那樣了，還讓我們說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來熱熱鬧鬧的大陸文化批評。于此卻呈現出了一種曖昧的麻木與寂寥。
唯一可以見到的，是社會學者李銀河的一篇短文，她討論了張果榮的‘生活姿態‘，將其稱作‘奇妙新世界的報春鳥‘，作為她近年譯介的西方‘酷兒理論‘在華國的一個應答。
當新浪網等多家媒體舉辦的‘文化偶像選舉‘之時。有學者將該選舉活動稱作含義豐富的‘社會征候‘。或者，這的確是一個時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評家們用來診查‘大眾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嘗試著診查一下‘診查者‘自身。選舉中。張果榮的入圍提名和高票獲選成為爭論的焦點，而像‘魯迅與張果榮‘、‘張果榮挑戰魯迅‘等一類的表述，則凸顯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級與霸權，傳遞出一種戲弄的意味。
可以說，張果榮在‘文化偶像選舉‘事件中。重復了他在‘金像獎‘與‘金馬獎‘上屢屢遭遇的命運：有提名，卻缺乏真實的評價。或許，是因著那些‘榮迷‘們的決心，出自敬意又唯恐傷害，小心翼翼、左顧右盼，矛盾重重又義無反顧地，最終將他推上了這個冷酷的‘看臺‘，但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后的張果榮。其被提名而最終獲選的過程，究竟承載了多少民眾心理的接受與敬重？在爭論中，也能見到一些帶有相當知識含量的討論，真誠而富有理性的批評，像這樣的終局點評可謂精彩而又機智：‘推選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經典的。
從第六名開始往往就舉賢不避親了。張果榮無疑是當今的優秀藝術家，剛剛含恨辭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學者們，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藝術研究者的沉默。這沉默顯然是在質疑‘選舉‘的合法性。但這沉默，更深層地。是大陸藝術界對張果榮事件的‘矜持‘態度的延續。
于是很多人發現：面對張果榮，大陸的文化批評，竟然失語。
沉默，是因為張果榮的份量不夠、成就不及，還是其它？是他不能‘與魯迅比肩‘，還是因為‘更具文化符號意義的藝人還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會更多。曾幾何時，我們才見到對金庸的堂皇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講堂，我們還見到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編，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煩事兒。但為什么，對張果榮，一個在20世紀華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始終不懈地堅持藝術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誠敬業、才華悟性而達到一種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許多日子以來，肖易一直在躬身自問：我們真的有必要針對張果榮發言么？他的價值、他的存在意義究竟應當該如何定位？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就發言者個人而言，發言與否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沉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后那種曖昧莫明的性質，感受到在沉默中豐富的蘊藏。
有人說，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張果榮去解讀香江的流行文化，而‘香江流行文化已經成為華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作‘華國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有說他是香江演藝圈中的No.1，是香江打入世界文化市場的一個‘品牌‘。我想說，對當代華國文化的解讀，已成為‘文化符號‘的張果榮，確實具有相當的潛力，有更多的‘側面‘，并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繞過‘。然而，在新世紀剛剛展開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具有深層震懾能量的‘國家事件‘，一個承載著新鮮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現象，面對著張果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文化批評的窘迫與蒼白：在張果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呈現了‘失語癥‘，迷失了批評規則，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者，這是對批評能力、批評權力、批評意識的有意的放棄。
張果榮的藝術表演‘近于完美‘，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一個基本的評價似乎已成為共識。他在多個領域里的突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者‘的創作風格，他極富個性的藝術理念及源源不絕的創造能力……在在都見證著這個香江的‘傳奇‘。深入考察張的藝術成就并非本文的主旨，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是：在什么意義上，張果榮可以被稱作‘文化符號‘？或者說，迄今為止，我們可能在那些層面上，讀解‘藝術家張果榮‘這個詞組，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與啟示？
應當承認，由于文化的隔閡，由于他本人的低調，至今我們對他仍所知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簾下，擁有最為本色的人格力量，擁有挑戰規范創造自由的強悍能量。而他在戲夢人生中的真誠出演、心靈對話，則啟動著我們對于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猶記得在后世的鳳凰衛視在4月8日追悼張果榮的專題里，主持人對他的評價，選擇了一個平實、安全的：美麗、善良、真實。這是一個非常質樸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貼近張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來，它卻無意中觸動了一個深層的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的境界，代表了我們心中的張的形象與意義的本質。張果榮是在他所投身的藝術事業中，充滿善意地擁抱世界，又以一種驚人的坦然，面對真相，探問真理。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還需要對‘老實人‘加以界定的話，張果榮就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正視心靈、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相通。他以高貴、優雅的姿態，在微笑與凝視中，獨自抗拒著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與壓力。他從不諱言自身的浮淺或局限，而承認浮淺，才是他的智慧與深刻。
張果榮對‘善‘的原則，有一種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誠服的維護與堅守，這給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都帶來某種‘神圣‘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臺上，人們感嘆他人性的、溫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泄》中的表演，那種藝術、道德、真實的純凈感，令他做到‘化腐朽為神奇‘，令他以‘扭轉乾坤‘的定力，將自己都不愿認同的‘仆街仔‘何寶榮，演繹得深情入骨，超凡脫俗。追求唯美的張果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歷來推崇的‘美、善對峙‘的藝術規則：美不一定以泯滅善為代價才能實現突破，在更深的層次上，至美與至善將相互融合。
在張果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一個并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于功利之外，孤獨地，只為著自己的‘心‘，去追尋純真的善。可以站在時尚的前沿，用前衛的甚至頹靡的形式，不懈地傳遞出熨帖靈魂的‘善‘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