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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延潮睡意已無，從涼椅上坐起來于院中踱步，現在已是萬歷十八年六月，自己致仕回鄉一年多了，按照歷史上算一算，申時行致仕馬上就在眼前了，就算自己幫他清理了不少言官肘制，他能比歷史上在位長一段日子，但是以目前的局勢而言，也不會長多少了。
申時行一退，自己要復出就真的難了。
更不用說在海另一端的倭國，豐臣秀吉已是露出了侵吞大明的野心。
但整個明朝上下對于這位平秀吉還缺乏了解，他聽聞還有的官員認為，他是福建沿海的島民，然后流竄到倭國一舉登上了尊位。
面對越來越近的侵朝之戰，林延潮卻在家賦閑，繼續獨善其身下去確實有些說不過去。
可是林延潮卻知道，此刻絲毫不得操之過急。
國家就如同馬車一樣前行，依靠的是慣性，到目前為止上下官員，都是依靠著慣性做事，天災人禍以前不是沒有遇到過，依靠著老祖宗的那一套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不需要跳出這個圈子。
至于天下是否與原先變得不一樣了呢？
而經過十年在京普及義學，京師里能夠讀書識字的人口已是接近百分之二十。
識字人口增加是很有好處的。
譬如報紙，整個天下銷量最好的《新民報》上個月孫承宗告訴自己也不過剛剛超過八千份，遠超過了當初的《燕京時報》。
就算不識字，百姓也可通過街邊隨處可見的茶館，聽聽今日報紙說了什么。
欲先變法，必先開啟民智，當然朝堂上還必須有官員支持，
自己的學生中孫承宗才升任侍講，而郭正域數個月方調任河南參政，官至從三品。
林延潮從一離京，孫承宗辦的《新民報》自己倒是一份不拉都看完了，應該來說自己離京后孫承宗算是接過了自己的大旗，一貫辦報的宗旨。
只是孫承宗升任侍講是出自中旨，林延潮就有些不明白天子的意思了。
想到這里，林延潮披了件衣裳。
林淺淺問道：“這么晚了去哪里？”
林延潮道：“去書院。”
“早些回來，廚房里還有酸梅湯呢。”
林延潮點點頭已是走到門外，他到了書院時，書院早已經落鎖了。晚上書院是不許學生出門的以免擾亂了學生向學之心。
所以門子給林延潮開門時很驚異，林延潮則直接來至徐貞明的居處。
但見徐貞明的書齋還是亮著燈。
林延潮敲門后，徐貞明開門時吃了一驚：“山長這么遲了還不睡嗎？”
林延潮笑著道：“你不是也沒有睡嗎？”
二人進了屋子，但見徐貞明正在起草明日講課的講義。
林延潮點了點頭道：“書院開辦數月了，除了講會之事外，我還有一個想法，其他書院都有辦文集專門收錄學生的文章，譬如濂江書院有閑草集如此，故而我打算我們書院也辦一個。”
徐貞明笑著道：“我也是早有此意啊，只是當時書院草創，事情繁多，故而一時沒有與山長提及。”
林延潮道：“這文集我打算辦得與其他書院不同，有點效仿新民報的意思，但比新民報登載內容要更多，不過不是每旬兩刊，而是每月兩刊。”
徐貞明聞言哦地一聲，想了想問道：“徐某當年在京師時對山長所辦的新民報甚為喜歡，但書院與其辦文集倒不如直接辦成報紙，如此不是更方便。”
林延潮笑了笑道：“孺東兄有所不知，朝廷的報禁仍在，我們書院就算在福建也不好破這個例，如此會遭人口舌的。同時我們省城不比京師，讀書識字的人畢竟沒有那么多，百姓也沒有京師富裕，故而想來想去這文集還是最好的，當然這文集什么都可以說，什么都可以談，我打算改個名字就叫雜志好了。”
徐貞明點點頭道：“雜志，好名字，善！”
頓了頓徐貞明道：“既叫雜志，什么都說什么都談，但還是要有個初衷所在。”
林延潮欣然道：“孺東兄所言極是啊，當年我與吏部主事顧憲成曾閑聊，他有句話是‘
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你我現在居誰水邊林下，所志的世道在哪里？辦書院就是教書育人，為朝廷培養可用之才。但想著更深遠一些，就是開啟民智，傳授每個有志于學的少年圣賢之學。開啟民智，就在于少年，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強則中國強。”
徐貞明點點頭，這說得是林延潮所撰的《少年中國》里的名句。
“故而我打算將此刊名為《少年雜志》，開啟民智，重在少年，就是我辦這雜志的初衷與主張。”
徐貞明拱手道：“山長真是有先見之明，事事想在我的前頭。”
林延潮道：“這不敢當，孺東操持書院主要事務才是費心費力，說來林某這山長也是有實無名，故而只好想一想這些無用之事。”
“在徐某看來，這無用之事才是格局與眼界所在啊。”
林延潮笑了笑道：“當初倡立義學，在于重緩，恰如人向學，讀書什么時候都不遲，但最好年少時候就去讀，讀得越久好處越大，這倡立義學就是如此。”
“至于辦報，雜志，書院不同于倡立義學，此見效極快，報紙雜志一二年，書院三至五年就能見功，但林某一直怕自己利欲之心甚重，自己插手將事情給辦壞了，故而不敢親力親為。故而能有孺東兄操持著，林某實在是感激不盡。”
徐貞明起身道：“山長這么說就言重了，從當初你支持我在京屯墾改水田為旱田，種植番薯，苞谷起，徐某就知道山長乃天縱之才，唯有跟隨山長身旁，徐某才有立一番功業的機會。”
“誒，可惜孺東兄數年屯墾之功，結果便宜了李三才啊！此事我實在對不起你啊。”
徐貞明聞言大笑道：“山長以為徐某只有這點眼界嗎？功功過過，錯錯對對，你說得不算，我也說得不算，朝廷也說得不算，將來自有后人評說，青史上自會還徐某一個公道。所以徐某不為自己計較，山長又何必為徐某計較呢？如此就看太輕徐某為人了。”
林延潮點了點頭，這件事他放在心頭許久，今日才找機會與徐貞明說出。但徐貞明這番話令他心底石頭落下。
二人當夜又聊了許久，都是辦雜志的事，從種種細節到人選都聊了許久。
書院印書刊雜志本來就有天然的優勢，而對于林延潮的鰲峰書院而言，每日學田收入，以及士紳贊助，使得書院里錢是用也用不完。
故而《少年雜志》就如此順利的辦下，成了林延潮辦得一件實事。
而林延潮不知道就在自己辦書院辦雜志時，此事傳到了身在無錫，同樣在老家賦閑的顧憲成耳里。
顧憲成對于林延潮此舉極為贊賞，于是也打算效仿林延潮講學辦書院之舉。
于是一日顧憲成的學生正在家丁憂的高攀龍與無錫縣令同游無錫東郊時，高攀龍發現一處地方可作讀書處，認為可以群二三好友切磋學問于其中。
當時高攀龍沒有辦書院的念頭，只是認為這是一處可以讀書的地方。
于是回來后高攀龍與顧憲成說了這事，當時顧憲成還在生病，但心底存著事，又受到林延潮在閩辦書院的啟發，一聽說高攀龍找了處可以讀書的地方，當即從病榻上蹶然而起，二人一并來到城東這處可以讀書處。
顧憲成看了這地方，原來是程頤高足楊時在無錫講學的地方。北宋時楊時在這里見此處臨伯瀆港，前臨清流是講學好地方。
于是楊時在此講學一共十八年，他去世后學生在這里建了一座道南祠作為懷念。
這道南祠就是源自當年楊時學成拜別程頤回鄉時，程頤看著學生的背影，欣然說了句‘吾道南矣’。
所以顧憲成看了年久失修的道南祠很是感嘆，他打算在此辦書院，于是他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動員了本地的鄉紳，無錫縣令對于顧憲成辦學也是大力的支持。
沒過多久就在當年楊時講學的舊址上，一座新的書院建成，書院被名為‘東林書院’。
在另一個時空里東林書院是萬歷二十三年時顧憲成所建，但現在因林延潮所影響，提前建立。
比數年后不同，首倡東林書院的只有顧憲成，高攀龍二人，就是萬歷十八年這個看起來普通其實不普通的年份，林延潮與顧憲成一個在南，一個在更南的地方同時辦起了書院，這也是被后世二人的政敵抨擊為‘清議不出于廟堂，而出自于士人的開始’。
不過這話倒是冤枉林延潮，林延潮辦書院可是從來沒有在書院議政，針砭時弊。
反而是顧憲成才是干這一行的。
東林書院有兩大宗旨，一是恢復理學正宗，尊朱子之學。顧憲成認為王學，林學都是末流之學，他批評心學太重于悟，不重于體修，批評林學太過于功利，高明者聞之尚可，卻不為讀書人正心之用，始入之門。
當然顧憲成的話也是很有見地，受到他影響出自東林書院的學生都有一等觀念，認為王學林學都是敗壞了世道人心，不是為了正宗儒者所取。當然作為名儒顧憲成也不是洗腦式教育法，書院的學生也偶爾學習王學，林學，但學來都是用作批判的。
第二宗旨就是言政，顧憲成，顧允成都是學從自名儒薛應旗。
薛應旗的學問絕對是那個時代的大儒，他少年時學王學，但到了老年時又覺得唯有程朱理學才是大道所在，故而又回到了理學的隊伍。
他對于顧憲成，顧允成二人影響很大，特別是他所提的‘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
這句話到了顧憲成手上就發展成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就是東林書院的學生既要關心于讀書事，家事，也要放眼天下關心國家政事，天下政事。
顧憲成主導東林書院后，提倡書院弟子會友，同時主張講會，東林書院的講會什么人都可以來參加。
林延潮的鰲峰書院講會，主要是提一個命題，讓學生分為兩方彼此辯論，讓學生明白什么是惟一之法。
但東林書院的講會除了探討精義，就是言政了。
比如在鰲峰書院講會時，有時候書院弟子明明是持贊同儒家的主張，但經常卻被抽到法家，不得不為辯方為法家辯護。
但東林書院卻不同，顧憲成主張讀書人口頭即是躬踐，主張言行一致。你在講會上說了什么，將來做事為人也要從你說得上面去做。
同時顧憲成，高攀龍他們也經常到講會上主講，告訴于學生他們的主張，他們的政見。
當然顧憲成，高攀龍甚至趙南星的政見都差不多，總而言之就是官場斗爭派。
什么是官場斗爭派？就是將官員都劃分成小人，君子兩類，君子之間意氣相投，互相扶持，同時認為朝堂上的積弊都是吏治敗壞所致，必須在選拔官員把關做好。
只要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而小人們統統滾蛋，如此就能革除時弊，政治自然而然就變得清明起來。
同時作為官員要極力規勸天子，以正君道，就算被罷官了也沒什么，天下的讀書人都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這一說法得到了很多讀書人的認同，因為這樣的思維也很簡單，讀書人不用太了解什么國家政治上的事，但官員的好壞賢明他們還分不清嗎？
有道德的人就是好官。
什么是有道德，居官清廉，能諫皇帝，敢懟大臣就是好官。故而明末政治作秀的官員頻出不是沒有道理的。
至于林學那一套以政績論官員的，當然是歪門邪道。
如此東林書院，鰲峰書院就各代表了林延潮，顧憲成二人不同主張，培養出的學生也是截然不同。
顧憲成更在乎于讓天下的讀書人都可以支持自己政治主張，而林延潮則是更在乎讀書人們能夠接受他的學說，以經義啟民智，才能以經義定國策。
而于此同時一道圣旨也抵至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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