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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時行辭相之時。
林延潮,鄒元標二人都是朝野下公認的通儒,門人也是遍布天下,特別是林延潮,其林學與事功學派,以及躋身于理學,心學之后,為儒門第三學派。
其在信寫到,見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勝……信所言,對以約禮,對下以約法,一句勝道千言,千古治道盡括其。
約禮用繁,含于巨細之,對者應勤諫,分毫可諫。然而不可刑于者,以下凌則無尊卑可言。
信末鄒元標又對林延潮變法之見批評了幾句。
天下之利,莫過于定。天下之害,莫過于爭。故禮不可更,法不可變,愈變則人心越亂。
一個哲學理論是否有生命力,在于時刻包容任何事務,并不斷將之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使之成為縝密的邏輯,用來解釋萬事萬理。
鄒元標顯然也是這個層次,而他借用哲學的體系是程朱理學。
刑法對于老百姓而言,應該簡單明了,容易讓人懂。若是法律太嚴苛,并事無巨細的規定,不僅繁瑣,更讓皇帝與親民官容易濫刑于百姓。秦朝滅亡是前車之鑒。
如嫖妓之事有傷風化,但在百姓與官員之間處置是不一樣的。
但依周禮有‘春不采樵’之言,天子折柳樹放大出去,天下老百姓每個人都效仿如此,大家都折幾根不好了。天子身為萬民至尊,在禮法當時時為萬民的表率。
這也是授權者受責不受罰。
好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頤諫折柳如何如何迂腐,但程夫子復生,當面告訴你一句,那是約束皇帝的,你一個老百姓我才懶得說呢。
林延潮認真思考后回信給鄒元標。
馬屁拍完,林延潮開始反駁了其大意是。
至于刑不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輕易苛刑于,這樣無人敢于任事。
圣人曾言,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是可知,十世之禮,可損益,百世之禮,可損益。
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話來辯論,鄒元標說禮不可變。
周公當年制禮樂時,仍擔心君子不會跟隨,但現在去周公制周禮已兩千年了,我們卻仍信心滿滿守著周禮不變,法古是落后于當下,拘泥現狀跟不時代的發展。
循循相因,無疑于固步自封。千百年來以降,代代皆是大爭之世。
林延潮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心底激蕩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嚴復的天演論。
這句話林延潮猶豫了很久要不要寫。
但放在人?怎么能輕易說一個人有用沒用?
再如殘疾人,再如窮人,也用適者生存?
盛世百年讓大大夫們缺乏憂患意識,從到下只想著如何搞平衡,這樣沉睡的雄獅不抽幾個鞭子是決計醒不來的。
二人都是同意將書信示于學生,所以書信內容由門下的討論,傳播了出去。
朝鮮國雖有聽到風聲,但國內官員下仍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播州的楊應龍暫時臣服,內心卻對大明更加不滿。
大明天子萬歷皇帝憂心于國本之事,想著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然而經過京師與無錫的書信往來,林延潮與鄒元標兩位朝野下最負盛名的通儒間對話,在當今官員士子之間激起了熱烈的反響。
鄒元標的犀利的言辭,也是毫不遜色。
從興辦義學,再到開辦報社,然后事功學派的復興,以及在讀書人圈子里流傳,還有科舉的側重,最后是林延潮禮部尚書的身份。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這么多年的努力,總算有些成果,雖說成功尚遠,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開始松動了。
在翰林院的新民報,方從哲自作主張將林延潮與鄒元標二人的書信辯論直接在報刊發,并以翰林院的立場在二人的辯論后面發表社論。
這要是放在天理報刊發,以鄒元標與自己的名人效應,對于天理報的銷量而言,肯定是一個井噴。但是想想也是算了,畢竟在禮部的報紙登禮部尚書的章總是不好。
新民報定位是面向讀書人層面并走大眾路線,不怕別人說自己媚俗,也不怕別人笑話層次低,但在娛樂之余在時政的評論還是相對公正客觀,選題側重于經濟民生,并盡量解釋得通俗化,不是動則以經義糊弄人。
與鄒元標辯論之時,林延潮也沒有閑著。
吏科右給事李沂疏附和。
疏之后,申時行與許國通氣后,決定如奏將事權還給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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