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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來說，痛苦分許多種。
但是對思想家來說，真正的痛苦只有一種，那便是活著。
這就好像人們觀念里的‘文人誤國’，為何文人誤國聽起來就比武將割據、宦官亂政、昏君誤國嚴重的多呢？
這當然不單是因為文人是百姓最常見的誤國角色，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身份、也在于這一身份所掌握的權力。
宦官、武將也多來自百姓，但宦官即使不誤國，他的身份依然是宦官；武將沒有誤國，他的身份依然是武將，當然也不排除有微小的可能變成反賊或皇帝。
但文人若沒誤國，就會變成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反正不是文人了。
上升空間大，往往會使人在新的身份、新的職務上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這一尷尬情況。
就好比說李贄，他在姚安府任上做的不錯、也有一套正在周全的思想理論，但他是沒有機會把這份實踐。
一方面認為人靠童心、本性、本能就可以大治，朝廷應該盡量減少對人性的約束，傳統德禮刑政的這套只會破壞本性，應盡量少對社會加以干涉、尊重婦女，人與人有致一之理。
另一方面又認為古今賢臣不是滿口道德說教，而是實際做事為朝廷發展經濟、尋找財政的人，人們應當追求功利。
可實際上，傳統意義上的‘以理財為濁’，限制的可不是別人，正是從道德與價值觀出發，限制那些有機會讀超級多的書、考上科舉、手握朝廷命脈大權的官員。
他的想法，隨便滿足一個，都可以說是社會的巨大進步；但要想在他這輩子全部滿足，那只可能是整個天下的噩夢來了。
對地方不加限制的小政府，加上沒有道德約束且鼓勵殖財的官員，再打出一張人人平等的致一之理。
帝國崩潰指日可待。
但這不是李贄的錯。
思想家為何會變成思想家？首先是因為他對所處社會環境不滿意，這在以前幾乎可以與對個人際遇不滿意劃等號。
因為他不但對環境不滿意，還沒有小了是改變自身周圍環境、大了是改變國家社會環境的能力。
也就是說，又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在實踐與理論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完善理論，但是到這一步卡殼了。
沒機會用實踐進一步完善理論，再用完善后的理論去重新投入實踐，只能做敏銳的診斷者。
因為能完成這一步的人都不叫思想家，根據他們完善手段溫和與否的區別，叫改革家與革命家。
一番試錯下來，最后的實踐也一定跟最初的理論大不相同。
思想家最大的痛苦是活著，在一個明知道永遠與自己所思所想格格不入的世界里，長命百歲也是一種殘忍。
他最大的愿望，是天下能有一個半個憐才者，讓他這樣的大力大賢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就算殺身圖報，也必不忘恩。
矛盾的李贄，既反對儒家禮教，卻又對觀念推崇的今古義士狂熱向往；既。
其實他最想找的人是張居正、第二想找的人是萬歷皇帝，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張居正、皇帝或者說整個朝廷都容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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